从一开始就把监察权关进笼子
——北京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纪实（下）

　　5月30日，端午节这一天，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刘永强的办公室里依然一片忙碌景象，前来商量汇报工作的同事接二连三，电话铃声亦不时响起，没有丝毫节日的“气氛”。

　　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后，各纪检监察室、干部监督室、信访室等部门发现或受理的相关问题线索，都要移送到案件监督管理室，由其按程序办理。案件监督管理室还负责对这些问题线索的集中管理、动态更新、定期汇总核对。

　　这是北京市在开展改革试点工作中，坚持将监察体制改革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同步部署推进的一个缩影。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党中央交给北京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上来，严格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试点‘蓝图’，精心组织‘施工’，积极稳妥、依法有序推进北京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改革创新的优异成绩，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满意。”

　　优化机构职能配置，实现“监督”“审查”分设 

　　“17”，是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机关改革后纪检监察室的数量。

　　市纪委机关原有23个内设机构，在市级检察院划转10个机构后，市纪委、市监委机关撤并重组为29个内设机构，机构总数比改革前减少4个。

　　“在改革试点工作中，我们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整合资源、调整结构、盘活存量，实现内涵式发展。”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硕辅说，通过统筹安排、整体谋划，做到机构不增加、人员不扩编、级别不提升，机构编制和人员配置向主责主业集中。

　　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明确提出“市地级以上纪委可以探索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部门分设”。

　　按照监督、审查分设的思路，市纪委、市监委机关设立17个纪检监察室。其中，8个室负责执纪监督，8个室负责执纪审查。

　　“8个执纪监督室负责联系地区和部门的日常监督工作；8个执纪审查室则负责对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不再确定分管联系的固定地区和部门。”刘永强告诉记者。

　　除了这16个室外，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机关还有一个特殊的纪检监察室——负责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第十七纪检监察室。

　　据介绍，在转隶前，北京市检察机关作为市追逃办成员单位，承担着涉嫌职务犯罪和行贿犯罪外逃人员的追逃追赃任务，并负责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对外提出、检务合作，以及外方司法协助请求处理工作。

　　“北京作为首都，各类国际交往很多。”第十七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宋斌告诉记者，“市检察机关承担的上述职能转隶到市监委后，市监委除了要继续做好市追逃办承担的统筹协调、服务督促工作外，还要承担具体案件调查、协调相关部门做好追逃追赃和防逃衔接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责任也更加重大。”

　　为此，在改革过程中，除保留原来从事追逃追赃的工作人员外，还专门调配了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有法律专业背景和追逃追赃工作经验的转隶人员，充实到第十七纪检监察室。

　　在机构编制配置向监督执纪一线部门倾斜的同时，市纪委、市监委还注重加强信息化建设，设立了专门的信息技术保障室，进一步提高科技反腐能力。

　　和市纪委、市监委一样，各区着力配强主业部门力量，增设纪检监察室并实现监督、审查分设。

　　“科学设置内设机构，合理配置部门职能，把监察权力从一开始就关进制度笼子。通过设置执纪监督、执纪审查、案件管理、案件审理、干部监督等部门，确保内部流程运转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张硕辅说，执纪监督部门和执纪审查部门分设，解决了“权力过于集中”这个关键问题，从制度设计上构建“防火墙”，严防“灯下黑”。

　　从“物理融合”到“化学融合” 

　　2月6日，正月初十。尽管春寒料峭，房山区委党校报告厅里却是暖意融融。上午9时，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干部第一期培训班在此开班。

　　“你也在这儿啊！”开班式前，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窦晓涛和市检察院原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舒强在报告厅来了次“偶遇”。两人虽然曾经分属不同单位，但因为办案已经合作多次。转隶后，舒强被安排在第十纪检监察室。

　　在课后举行的分组讨论中，窦晓涛刚进小组会场门，一抬头又看见了舒强——两人又被分在了同一小组。“以前我们是两方合作，以后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从市里到区里，类似的“偶遇”经常发生。

　　“纪检工作尤其是其中的纪律审查、案件审理等工作，本来就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有交集。一个案子要办好，原本就需要双方齐心协力。”窦晓涛说，“改革后，大伙儿成了一家人，更是要心往一处靠、劲儿往一处使了。”

　　为尽快推进队伍融合，北京市监委甫一成立，全员培训的方案就上了市纪委常委会。常委会定下了“第一时间”“全员参与”“脱产培训”的工作方案。

　　从检察机关转隶的刘壮是第一期培训班学员，后来成为市纪委、市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负责人：“这次集中学习让我对监察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重要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纪检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进一步增强了归属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标准要高于一般党员干部，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断提高标准，严格自律。”

　　“这次培训不单单是一次业务学习，更是为了确保改革精神落到实处，不断强化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两种责任意识，促进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全面提升，更快实现两支队伍从‘物理融合’到‘化学融合’的转变。”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杨逸铮说。

　　西城区纪委在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伊始，便从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职务犯罪预防处三个部门分批次抽调部分人员到区纪委相关部室工作，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和人员融合。

　　“我们通过采取‘边转边融’的方式，着重在人的问题上下功夫，先想一步、先行一着，加强业务交流与培养，为合理安排人员和队伍整体建设创造条件。”西城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田迪告诉记者，在对前期线索梳理的基础上，还专门挑选一些参考性强的重点线索，交由纪委干部与转隶干部一起查办，在实战中检验工作能力，加强工作磨合。

　　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改革试点全过程 

　　监督、调查、处置，是监察委员会的三项主要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年底表决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明确了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12项措施。

　　北京市、区两级监委自成立以来，积极稳妥适用相关措施，除勘验检查外，12项措施中的11项均已付诸实践。截至目前，已对9个案件的9名涉嫌严重违纪的公职人员采取了留置措施，其中1名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涉案人员已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衔接非常顺畅，此案已经进入审判程序。

　　改革的要求，要用制度来体现和巩固。监委如何依法履行职责，是改革试点工作的一项重点，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要把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贯穿到监察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试点工作刚启动，北京市委就明确提出，抓紧完善监察委员会议事规则，对监督、调查、处置等配套规定、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要加大研究力度，特别要注意相关法律法规调整后留下的空白，既做好先期设计，又加强实践探索，使监察工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行。

　　在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机关，记者见到了已经实施的《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市监察委员会受中央纪委和北京市委的领导，对中央纪委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市监察委员会决策机构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根据需要也可以临时召开或者延期召开”……

　　这部2000余字的规则，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权限，从决策程序、审批事项、督察督办等方面规范了监察委员会议事决策和工作方式。

　　市纪委、市监委还制定了《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调查措施使用规范》《监督执纪工作常用文书》《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机关执纪监督工作暂行办法》等相关文件，逐一规范了监察委员会12项措施的审批流程，为监督、调查、处置职能的履行提供了依据和遵循。

　　“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审查（调查）”；“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对局级或相当于局级的监察对象采取留置措施的，还需报市委主要领导批准”；“区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处级或相当于处级的监察对象采取留置措施的，还需报区委主要领导批准”……从这些文件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在改革试点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如何提高执纪监督的实效性和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执纪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的监督对象有重叠，职能有交叉，如何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北京市在改革试点中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工作实际，抓住转隶、组建、融合、对接等关键环节，着力研究解决改革试点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并予以制度化和规范化。

　　改革试点扩大了监察范围，丰富了监察手段，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对此，北京市在原有行政执法机关向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规定的基础上，还研究制定《关于北京市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在查办党员和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两个文件，将所有公职人员全部纳入线索移送的范围，明确规定党政机关、人大、政协以及司法机关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违犯党纪政纪、职务违法等问题线索，应当及时移送同级纪检监察机关。（记者 王少伟）